新疆千年佛国重见天日 壁画再现盛唐时装(图)

考古人员在对达玛沟托普鲁克墩3号佛寺遗址进行保护清理。

达玛沟托普鲁克墩3号佛寺遗址新发现的寺院壁画。

　　昨天，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队在和田策勒县达玛沟乡对于阗佛国遗存进行发掘。据悉，沿达玛沟水系从南至北的近100公里范围内，分布着20多处汉唐时期的重要佛教建筑遗址，从2002年到今年8月，新疆考古队在达玛沟乡发掘了四处佛寺遗址。学者认为，达玛沟是塔克拉玛干南部保存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状况最好的地区。

　　千年佛国重见天日

　　公元10世纪—11世纪，西域的喀喇汗王朝（以今喀什、疏勒为中心）对临近的于阗王朝（以现今和田为中心）发动战争，摧毁了佛教盛行的于阗古国。千年后，考古专家在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达玛沟乡南部的荒漠中发现了佛寺遗址。

　　从策勒县城东行约30公里即是达玛沟乡，在公路以南延伸到昆仑山前的荒漠区域，新疆考古队专家正在清理佛寺遗存。考古队队长巫新华博士说：“达玛沟南部区域佛寺遗址发现与考古发掘从2002年开始，我们发掘清理的这些佛寺大多始建于公元6世纪—8世纪。”

　　考古证实，沿达玛沟水系从南至北，到丹丹乌里克古城（在策勒以北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中，距县城约70公里）近100公里范围内广泛分布着20多处汉唐时期的重要聚落建筑和佛教建筑遗址，其中大型佛寺遗址群就超过10处，每个遗址群都有多座佛教寺院建筑遗迹。

　　72岁的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孟凡人说：“无论是佛寺建筑形制、佛像、还是壁画，在佛教香火断绝千年后又有这些重要遗址出现，可谓学术界、佛教界的重大事件，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于阗佛教艺术和中亚、中原相互交流的密切关系。”

　　从2002年到今年8月，巫新华率领新疆考古队先后发掘并命名了“达玛沟托普鲁克墩1号、2号、3号佛寺遗址”“达玛沟喀拉墩1号佛寺遗址”。

　　巫新华说：“如此密集的佛教遗址群的出现，说明当年这里佛寺林立、香火兴旺的繁盛场面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自佛教传入以来，于阗就是塔里木盆地香火最为鼎盛的地方，作为中国大乘佛教的发源地，内地很多高僧大德西天取经首先到的都是于阗，可以说这里就是中国佛教的"小西天"。”

　　发现

　　牧羊人踢佛像摔伤腿

　　最早发现并发掘的“达玛沟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遗址”发现过程颇为神奇。

　　2000年3月，当地一个年轻的牧羊人在达玛沟长满红柳、骆驼刺的巨大红柳包上挖取红柳根，不经意间发现一尊残佛像上部。据说由于期望获得值钱的财物，他和另外几个年轻人在此挖了一天，仅发现佛寺残垣和一尊泥塑坐佛像，没有他们期望中的金银财物。失望之中，其中一人猛踢佛像腿部一脚。第二天对佛像动粗之人骑摩托车时不慎摔伤大腿，佛像显灵说遂流传开来，乡政府向上级文化部门报告。后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02年5到6月，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新疆考古队抢救发掘了这一处佛教遗址，并命名为“达玛沟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

　　1号佛寺不足4平米

　　“达玛沟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坐北朝南，建筑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2米、东西宽1.7米，佛像紧贴北墙壁。巫新华认为：“这座佛寺是我国乃至全世界目前所发现的中古时期最小佛殿，正因为小，它能完全被红柳包包裹掩藏。它重见天日，成为我国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迄今所发现佛寺中保存最为完好的古代佛堂建筑形式佛殿。佛寺虽小，但壁画精美，且保存面积在迄今发现所有塔克拉玛干佛寺壁画中最大。”

　　巫新华说：“依据现有材料，我们可以复原佛寺原貌，这是目前在这个地区所发现的佛寺遗址中唯一一处。”

　　76岁高龄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佛学研究专家杨泓先生说：“其保存之完整、壁画之优美、雕塑之精湛、佛堂之典雅，都达到令人叹为观止的境界。”

　　遗址

　　1号小佛寺用了400年

　　“别看这个佛寺面积不足4平方米，但它曾沿用400年。”杨泓在现场说，“这个佛寺可能先有佛像，后有寺，佛寺主尊肩宽腰细，衣纹下垂，成阶梯状，佛衣盖着脚，趺坐莲台比较小，后期莲花台都比较大，这都是早期佛像特点，保持着从印度传入西域的影响和风格。这尊主佛应是中原北朝晚期至隋的作品。”

　　“从佛寺四壁壁画风格讲，它们不是同一时期完成的。而且主尊佛像较大，与整个佛寺不太协调。”杨泓说，“我的判断是有可能先有主佛，而同时期的佛寺可能坍塌或破损，重又修建的佛寺。”

　　巫新华说：“佛寺北壁中央坐佛塑像佛像背光、袈裟式样和衣纹走势表现出典型的犍陀罗雕塑艺术特征。佛身肩宽，胸平、腰细，衣服为通肩式，湿衣贴身，身体轮廓分明，和中亚地区泥塑像有渊源关系；阶台式的衣褶流行于公元5到6世纪；由覆莲台和束腰须弥座构成的佛座远小于坐像，这种坐佛像与佛座是典型的西域佛教艺术风格，延续使用时间很长。根据以上因素推断，1号佛寺坐佛造像年代有可能在6到7世纪。”

　　巫新华认为，佛寺壁画中人物形态圆润丰满，为典型中、晚唐时期特点。仅从此着眼，壁画绘制年代可能晚于塑像年代相当长时期。“托普鲁克墩佛寺壁画如果不存在全面铲除重新绘制的可能，则使用时间相当长。佛寺应当是一次建成直到被毁。”

　　三座遗址构成大型寺院

　　巫新华发掘达玛沟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时在其周边勘察，在西侧约70米处又发现了达玛沟托普鲁克墩2号和3号佛寺。2号佛寺布局严谨清楚，是迄今和田地区发现的结构最复杂的回廊像殿佛寺。

　　沿着2号佛寺佛殿西北角，有一条10多米的小路通到临近的3号佛寺遗址。3号佛寺遗址为庭院廊房布局，呈“凹”字形。3号佛寺遗址布局规整严谨，规模宏大，类似建筑遗址在丝路南道是首次发现，对于了解僧人起居等方面的生活提供了最鲜活的考古材料。

　　巫新华认为：这三座遗址应当属于一个大型佛教寺院的组成部分。1号佛寺时间早一些，在整个寺院的开建、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2号佛寺遗址为寺院的主体建筑，是寺院僧人和信众重要的礼佛和举行佛教法事的场所，相当于现代佛寺中的大雄宝殿；3号佛寺遗址是寺院住持和僧人起居、会客、学习、讲经、藏经和举行一些重要聚会活动的场所。

　　巫新华说：“对达玛沟区域的佛寺遗址群综合考古调查工作还在继续，学者将对已有考古资料进行系统总结和梳理，进一步明确遗址范围、规模、布局等，同时按照国家文物局的要求，在考古队中增加历史、宗教、地质、环境、生物等相关专业的学者，最大限度地获取各类信息，为将来编制遗址保护规划和制定保护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文物

　　千手千眼观音残缺壁画出土

　　在达玛沟喀拉墩1号佛寺遗址中有一幅“千手千眼观音”残缺壁画，学者认为：“千手千眼观音”残缺壁画中描绘的月兔杵药等形象揭示了唐代佛教密宗对西域于阗的影响。

　　达玛沟喀拉墩1号佛寺遗址位于策勒县达玛沟乡的荒漠沙丘中。由于遗址遭到严重破坏，加之地下水侵蚀，考古队只采集了一些壁画残片。通过对残片的拼接，可以大致窥见这幅千手千眼观音“真容”。

　　巫新华在《新疆和田佛教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中描述说：“观音面相饱满，秀眉微曲，小嘴、小鼻、细长眼，眼半睁，微俯视，眼角微上挑，印堂处有一竖立睁开的直眼。从壁画残块可以看到在胸前有一双手作法印，左边上举的一只手托月，月中有捣药兔的形象，右边有一手举一圆球状物，应当是太阳。有一块壁画可能是托月形象的另一半，在月后面有一手握一法器，除此以外，其他手没有拿什么法器。”杨泓说：“从壁画看，中原对于阗佛教及艺术影响很大。”

　　壁画显示于阗流行唐代时装

　　黑色的虬髯，俊逸的面庞，身着赭红色的官袍，头戴典型的唐代幞头帽。昨天，巫新华用毛刷轻轻拂去一块残存壁画表面的沙尘，惊叹道：“这是我第一次在和田佛寺的壁画中看见这样的内容，壁画描绘的是身着典型唐代服饰的当地人。”

　　这块残缺的壁画在达玛沟托普鲁克墩3号佛寺遗址出土，身着唐代服饰的壁画人物形象在2号佛寺遗址中也存在。2号佛寺西南壁下部有一列骑马人物像，共有八身，前后两身残留局部，中间六身保存完整。骏马鞍具齐全，骑马人束发戴冠，身着唐朝圆领官衣，系腰带，留八字小髭。

　　“壁画反映了千年以前西域于阗的社会风貌，唐朝圆领官衣称为一种时尚在于阗流行。这类壁画是中原文化对于阗生活影响程度的体现，壁画描绘的是供养人的形象，他们的穿着打扮完全是唐式。”巫新华说，唐时中原佛教及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已开始强有力地影响于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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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玛沟”或为“达摩沟”

　　达玛沟乡的老人们说，“达玛沟”不是维吾尔语，他们的祖先搬到这里时就叫这个地名了。他们的祖上住在丹丹乌里克，由于风沙肆虐环境恶化，他们被迫退住到老达玛沟，然而还是未能逃脱沙暴的梦魇，村落再次被埋，只有7人逃离村庄，逃难至此。

　　巫新华多方求证认为，当时于阗使用的语言应是和田塞语，同时使用了大量梵文词汇，“达玛沟应该是梵文和和田塞语的结合”。“Dama”来自于和田塞语中梵文借词“Dharma（佛法）”，“go”可能是表示地名的词缀。如此一来Damago可能是Dharmago，意为“佛法汇聚之地”，而它的汉语音译则应改为“达摩沟”。“这与达玛沟区域大量佛教遗迹的出现和保留下来的现状，完全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