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随州在中国历史上曾创造了的五大奇迹

熟悉随州的人都知道，随州市旅游资源极其丰富，以“炎帝神农故里、编钟古乐之乡”而闻名海内外，有着大量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其实，随州不仅如此，古老的随州在中国历史上曾创造了五大奇迹——

奇迹一：炎帝神农誉海外

炎帝，传说是上古时期姜姓部落的首领，又称“赤帝”、“烈山氏”，是轩辕黄帝同父异母的兄长，作为天上火星神龙降世人间，为人间造福。史界主流学说认为炎帝即神农氏。相传其母名女登，一日游华阳，被神龙绕身，感应而孕，生下炎帝。炎帝生于烈山石室（今湖北随州厉山镇烈山），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

炎帝少而聪颖，三天能说话，五天能走路，三年知稼穑之事。他一生为百姓办了许多好事：教百姓耕作，百姓得以丰食足衣；为了让百姓不受病疾之苦，他尝遍了各种药材，以致自己一日中七十次毒。他又作乐器，让百姓懂得礼仪，为后世所称道。炎帝神农带领臣民们用智慧与勤劳，告别了蛮荒时代，开辟了中华民族的农耕生活，创造了一个和谐、安乐、幸福的“稷丰谷源”。

炎帝的活动地域不断向今陕西的南部拓展，并沿黄河向东发展，与另一大氏族黄帝发生冲突。在阪泉之战中，炎帝被黄帝战败，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合并，组成华夏族，在今天，“炎帝”和“黄帝”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被载入世界文明的史册，中国人也称为“炎黄子孙”。

全国多家城市争抢炎黄文化资源，目前就有湖南会同、陕西宝鸡、山东曲阜、河南新郑等地在与随州争抢炎帝文化资源。但随州是炎帝故里的地位不可撼动。据考证，从春秋初年以来的2000多年来，有140多种典籍记载炎帝神农氏诞生于烈山，即今随州曾都区厉山镇。当代郭沫若、周谷城、肖克、冯天瑜、张国光等数以百计的大师和专家对此都有论述。

在首届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举办期间，全国各地的60多位专家也相聚随州，举行炎帝神农高层论坛。与会代表认为，古烈山或厉山是炎帝诸世族或部落的一处重要活动区域，是古代农业发明和发展的重要策源地之一，更是联结江南、江北的枢纽地区。因此，随州炎帝神农文化，是整个炎帝神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古代历史文献的记载，还是现代田野考古的发掘，都证明随州是炎帝神农时代文化遗迹相对集中地区。古烈山或厉山就在今湖北省随州市内。

奇迹二：神奇编钟惊世界

一九七八年夏，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省随州市城西北约一公里名叫擂鼓墩的地方，发掘了一座战国早期大型木椁墓--曾侯乙墓，墓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礼器、乐器、兵器、金器、玉器、车马器、漆木竹器以及竹简等文物近一万五千余件。其中有许多造型奇特、工艺精湛的文物，是前所未见的珍品。在曾侯乙墓出土的古代乐器中，以规模巨大、保存最好的打击乐器--编钟最为壮观，这套编钟共六十五件，重2500多公斤，皆为青铜铸造，设计精巧，气势雄伟壮观。这套编钟在地下埋藏了2400多年，至今音乐性能良好，能演奏古今各种乐曲。编钟的出土震惊了中国，震惊了世界，举世瞩目，被誉为“世界奇观中独一无二的珍宝”，“古代世界的第八大奇迹”，是“精神世界的圣山”，是中国古老优秀文明的象征，是我国文物考古、音乐史和冶铸史上的空前重大发现，是同埃及金字塔、西安兵马俑、万里长城和四川都江堰相媲美的古代文化、古代科学的代表作。随州不愧为“古乐之乡”。

一九八一年夏，擂鼓墩二号墓又出土了一套编钟，有钟36件，皆可演奏古今中外乐曲，可与曾侯乙编钟媲美，同属空前罕见之珍品。

其一，编钟是世界音乐史上的奇迹。曾侯乙编钟是我国目前出土数量最多、重量最重、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堪称“编钟王”。 在曾侯乙编钟上，刻有关于记事、标音、律名关系的错金铭文2828字，加上钟架笋梁（横梁）、编悬配件上的铭文、磬铭文、磬盒铭文总字数3775字，其内容是先秦乐律的重要资料。 64件编钟每件都能发出两个乐音，每钟双音并呈和谐的大小三度关系，其音阶相当于现代国际上通用的C大调。全套编钟音质纯正、音色优美、音域宽广，达五个多少8度（C2—D7），12个半音齐全、且有变化音，能旋宫转调，演奏各种采用和声、复调以及转调手法的乐曲。编钟的出土，使用权传统乐律学不得不重新估价，世界音乐史不得不重新改写。

其二，编钟是古代铸造史上的顶峰。 墓中出土的4640余件青铜礼器、乐器、加上青铜质地兵器、车马器在内，重达10吨之巨，消耗的铜、金、锡、铅等金属约12吨。这些青铜器物造型之复杂，纹饰装璜之精美，都是世所罕见的。通过现代科学鉴定，在其制做工艺上，综合使用了浑铸、分铸、锡焊、铜焊、雕刻、镶嵌、铆接及溶模铸造技术。尤其是编钟铸造，为保证其乐钟的音响效果及综合性能，合金原料高纯铜及铝锡的科学配比以及钟壁厚度的科学设计，都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

其三，编钟是中华文明所创造的辉煌“中国是钟的王国”。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钟，并有过“钟鸣鼎食”的灿烂文明。我国的铸钟史从原始到战国，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发展时期。据考，钟的前身是铃，从原始的瓷甬钟到早商的扁园形铜铃，至殷商的铙，西周中期三件一组的穆王编钟发展到八件一组，历经春秋时期的九件、十三件一组，继而发展到战国时期的大型编钟，凝聚着古老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结晶。堪与古埃及金字塔、中国的万里长城、巴比伦空中花园等世界奇迹相媲美。

奇迹三：曾国青铜改历史

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上刻有大量铭文，填补了多项历史空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在北京举行，包括叶家山墓地在内的6项考古发现被学者们认为“最有学术价值”，将改写历史教科书。

叶家山墓地位于随州市经济开发区淅河镇蒋寨村八组，南距西花园及庙台子(新石器至商周时代)遗址不足千米。2011年2月18日至6月14日的发掘共发现65座墓葬和1座马坑，除因民房占压的2座大墓未发掘外，其余都已基本发掘完毕。墓葬绝大多数都有随葬品，出土陶器、铜器、瓷器、漆木器、玉石器等各类文物达739件套，其中青铜器多达325件。其器类主要有圆鼎、方鼎、簋(guǐ)、鬲(gé)、甗(yǎn)、觚(gū)、觯(zhì)、斝( jiǎ)、爵、卣(yǒu)、觥(gōng )、弓形器等。据器物形制特点，这批遗物的年代为西周早期。墓葬中的青铜器上有“曾侯”和“曾侯谏”铭文，说明墓地应是与西周早期的曾国和曾侯相关。这表明，西周早期有曾国，且已称侯，较曾侯乙早500余年。此次发掘对西周曾国研究是一个重大突破。

叶家山墓地这类高等级贵族墓地的发现在近30年来湖北考古史上尚属首次，从墓地的规格和规模看，这在江汉地区乃至长江流域都是最为重要的一次考古发现。叶家山曾侯器群的面世，说明西周早期，曾鄂应是同时并存于随州的两个古国。从铜器出土范围看，西周早期曾国并不大，似应仅存于随州的漂水流域，但随着鄂被周消灭，姬姓曾国迅速地扩展至汉北及河南新野一带，成为替代鄂国的名符其实的汉东第一大国。同时，叶家山这批铜器具有重要的辅证作用，可以重新诠释昭王伐楚青铜器铭文中的“在曾”、“在曾、鄂师次”等系列铭文。

由于叶家山墓地出土文物之精、文化内涵之深、学术价值之高，堪称继曾侯乙墓后又一重大考古发现，填补多项历史空白，2012年先后被评为“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奇迹四：杨坚因随定国名

隋朝因湖北随州而命名，盖因随州曾是隋文帝杨坚封地。

隋文帝杨坚家族与随州本无历史渊源。但杨坚的父亲杨忠是北周的军事贵族，被封为随国公。杨忠死后，杨坚承袭了随国公封号。北周武帝即位不久，19岁的杨坚又出任随州刺史。据史上记载，杨坚启程去随州赴任时，一向浑浊的黄河顿时变得清澈，当时的北齐人以为黄河变清是他们北齐国将要兴盛的征兆，遂改年号为河清，这为杨坚今后登基称帝增添了一份神秘色彩。杨坚在随州期间韬光养晦，两年后便命招回京。

周武帝和周宣帝相继去世后，8岁的周静帝继位，无力把持朝政，身边出现了权力真空。杨坚凭借军事贵族的家世和皇太后之父的外戚身分，以辅政为名，先后平定军事反抗，屠杀北周宗室五王，胁迫年幼的静帝下诏赠其曾祖杨烈、祖杨桢为随公，将杨坚进爵为王，以随等10郡为随国。公元581年，杨坚废除周静帝，因自己曾受封于随，便把“随”当国号，又忌恶“随”字带“辶”底，有忽走忽停不稳定的意思，他便丢弃了“辶”底，创造了“隋”字作为王朝之名，即隋朝。同年，随州改为“隋州”，宋初又复改为“随州”。

很显然，杨坚虽然任过随州刺史，但隋朝的得名和随州刺史关系不大，而是来源于他的封爵随公（一说隋国公）。换言之，来源于他的封地（随是古国名，姬姓；战国末属楚，置随县。西魏大统元年即535年置随州。），与历史上大部分朝代的名称都来源于封地如出一辙如汉、魏、晋、唐等一样。

今随州龙居山有隋文帝杨坚故居——智门寺，在城南三里(随州烈士陵园下)。该寺始建年代不详，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重建，规模宏大，原有七层宝塔一座，现寺庙建筑大部分已毁，遗址尚存。

杨坚在位期间成功地统一了百年严重分裂的中国，疆域辽阔，并开创先进的选官制度，还大力发展文化经济，人口达700余万，当时政权稳固，社会安定，积蓄充盈，是人类历史上农耕文明的颠峰时期，史称“开皇之治”。

奇迹五：民本思想之季梁

季梁，又称季氏梁、季仕梁，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春秋初期随国大夫，我国南方第一位文化名人，开儒家学说先河的重要学者。

季梁生于“中国哲学的结胎时代”，其思想见于他与随君关于民神关系的一段话。季梁曾对随君说：“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季梁的意思是：道，就是指要忠于百姓而取信于神灵。作为统治者，想到对人民有利，这就叫做忠，而百姓则是神的主人。因此，圣王必须先团结安抚好百姓，而后才可以致力于神灵。

季梁的民本思想就集中反映在这段文字中，话语虽不长，可称得上字字珠玑。“民为神主”的思想，是季梁思想的精髓，透出民本思想的曙光。民本，即以民为邦之本，即把老百姓看作国家的基础。按照周人的传统，神是至高无上的，而王是秉承天命的天子，所以，在周人眼中的政治伦理是“神-君-民”。而季梁则主张“民-神-君”，他尽管没有明确提及“民本”二字。季梁的政治主张，在当时“崇上天、信鬼神、君权高于一切”的社会背景下，无疑是一种超越历史的进步，为后来“民本”思想的诞生，起到了先导作用。民本，是中国政治思想体系里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季梁比孔子早大约两个世纪，季梁学说是儒家学派的远脉。在中国思想史上，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史上，季梁可谓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宗师。楚威王前期名相子文的“庇民”思想，应是从季梁的思想脱胎而来的。此后楚国的明君贤臣，大致都能以“恤民”、“宽民”、“抚民”为要务。季梁的民本主义思想，闪耀出穿越时空的光芒。季梁作为中国民本思想第一人，可谓是实至名归。

此外，季梁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辅助随君，励精图治，内修国政，外结睦邻，政绩显赫，影响深远，唐代大诗人李白称其为“神农之后，随之大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