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神农与中华远古文明
2009
12/12
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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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炎帝神农对中华文明的巨大贡献
中国古代关于“三皇”的传说不尽相同,但神农始终为三皇之一却无异辞。《尚书大传》云:“燧人以火纪,火太阳,故托燧皇于天；伏羲以人事记,故托羲皇于人;神农悉地力,种谷蔬,故托农皇于地。……而三五之运兴矣。”在此,《尚书大传》显然是以燧人、伏羲、神农为三皇。《白虎通义》却把伏羲、神农、黄帝作为三皇。后又出现燧人、神农、黄帝或伏羲、神农、祝融为三皇的说法。除《尚书大传》外,以上所谓神农,是炎帝神农合一的简称。“神农”之所以始终存在于不同传说的“三皇”之中,并非仅仅因为他发明了“烈山泽而焚之”的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法,炎帝神农对中华远古文明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一)首创耒耜等农业生产工具
从采集狩猎生产转变为原始农业生产,是人类社会生产的质的变化。两者劳动对象不同,方法不同,使用的工具也不同,后者比前者远为复杂细致。采集狩猎生产只需要简单的木棍、石球、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和弓箭。农业生产则不然,它从开发森林、垦辟土地、播种培土、灌溉施肥一直到收获产品,是一系列复杂的工序,没有适应各项劳动的工具,生产就无法进行。这种生产的客观要求,必然促使人们在总结过去生产经验的基础上去发明创造新的生产工具,而炎帝神农氏就担当了这一重任。《易·系辞下传》云:“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又《论衡·感虚》说:“神农之挠木为耒,教民耕耨,民始食谷。”《白虎通·号》也说:“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世本·作》的记载略有不同,说是“垂作耒耜”,但宋衷注以为:“垂,神农之臣也。”仍然说明发明耒耜者属神农部落杨范中:《炎帝神农氏与中国农耕文化》,《炎帝与炎帝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通鉴前编》也说:“炎帝因天时地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与耜都是木制启土工具,是先民当时从事农业生产的最主要的用具。在生产水平十分低下的原始社会,生产工具的改进,势必对生产力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我国原始农业也因之逐步发展起来。
(二)首创种植业
《国语·鲁语》说:“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管子·形势解》说:“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同书《轻重戊》又说:“神农作,树五谷谌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下化之。”《淮南子·修务训》也说:“于是神农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硗高下。”此外,《庄子·盗跖》、《商君书·画策》、《吕氏春秋·爱类》、《汉书·食货志》、《帝王世纪》、《史记·三皇本纪》等也都说到炎帝神农氏“身亲耕”、“为天下先”。上述文献记载,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看,是符合实际的。神农部落早期活动中心,主要在汉水中游的桐柏山和大洪山之间的河谷地带。上古之时,此地森林茂密,杂草丛生,以火焚烧山泽,既免除了披荆斩棘之苦,又为农作物生长提供了肥源。也正是由于所垦辟后的山泽谷地肥源充足,才得以“种植百谷百蔬”。古籍虽未明言所种谷蔬的具体名称,但神农时已有人工栽培的稻谷蔬菜则无疑问。《艺文类聚·食物部》称:“神农时,民方食谷,释米加烧石上而食之。”此处的“谷”,很可能包括稻谷。在神农故里的大洪山下,有一处与京山屈家岭文化内涵大致相同的冷皮垭遗址,遗址中出土大量稻谷壳,且多夹于红烧土中。据考古工作者研究,冷皮垭遗址的时代,与炎帝神农部落所处的时代大致相近。刘玉堂、黄敬刚:《从考古发现看古随地的农业》,《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可见,炎帝神农首创农作物种植业是很有可能的。
(三)制作陶器
《逸周书》说:“神农之时,……作陶冶斤斧。”《太平御览》卷833引《逸周书》则说:“神农耕而作陶。”这是见于古籍较早的制作陶器的记载。在人类发展史上,人工种植农作物与制陶术的发明是原始社会两项最主要的创造,也是人类由原始的茹毛饮血的蒙蛮时代走向野蛮时代进而向文明时代迈进的基础。自从发明了制陶技术,人们能用粘性适度的泥土掺沙烧制成各种生活用品,如炊具灶、鬲、甑、鼎、釜,食具杯、豆、盘、碗、钵、盆,盛器缸、瓮、罐、壶以及汲水器等等。陶制生活用品的发明,极大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不仅可将获取的各种食物用炊具煮熟而熟食,不再像以往那样活剥生吞茹毛饮血,从而使人们的营养结构得到改善,体质大为增强,而且可以随时储存必要的生活资料和用于再生产的种子等物。与此同时,人们在制作陶器过程中,通过陶器制形、施彩、绘画以及为审美而塑造各种动物模型等活动,促进了原始艺术的发展杨范中:《炎帝神农氏与中国农耕文化》,《炎帝与炎帝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四)首创纺织业
《庄子·盗跖》:“ 神农之世, …… 耕而食, 织而衣。”《吕氏春秋·爱类》云:“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织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亲耕,妻亲织,所以见致民利也。”这虽有用后世男耕女织经济生活去附会远古经济生活的迹象,但毕竟反映出当时已出现纺织生产的雏形。炎帝神农时代的陶纺轮在汉水中游乃至长江中游的大量发现,证明当时纺织业的某些因素已得到发展吴量恺:《神农氏的兴起与炎帝文化的效应》,《炎帝与炎帝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有人以为纺织系黄帝发明,理由是《世本·作》曾有“伯余作衣裳”的说法,而伯余相传是黄帝之臣。问题是,《世本·作》只说伯余制衣,不说伯余教织,那么,这衣或许就是皮服了,不一定与纺织相关。
(五)发明医药
在原始社会阶段,疾病和毒蛇猛兽的伤害是人类生存最严重的威胁之一。相传炎帝神农在发明农业的同时,为了解除疾病和创伤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深入山野辨尝各种草木的性味,从而发明用草药医治疾病和创伤的方法。《世本·作》说:“神农和药济人。”《淮南子·修务训》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帝王世纪》说:“神农氏……尝味草木,宣药疗疾,救夭伤之命……”《太平御览》卷721引。《史记·三皇本纪》也说:“神农……始尝百草,始有医药。”正由于人们认为神农是我国医药学的奠基者,秦汉之际成书的第一部药物学典才名之曰《神农本草经》。黄帝对医药事业,也像制衣那样,派臣僚去做。上引《帝王世纪》又说:“黄帝有熊氏命雷公歧伯论经脉。”“歧伯,黄帝臣也。帝使歧伯尝味草木,典主医病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咸出焉。”与炎帝的事迹相比,文献所记黄帝的事迹有更多可疑之处和失实之处。
(五)首创煮盐
盐的发明对于改善营养结构进而增强人类体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世本·作》说:“宿沙作煮盐。”《淮南子·道应训》说:“昔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归神农。”由此可知,首创煮盐的是炎帝神农的部属宿沙之民。联系到炎帝神农首创农业种植和谷蔬加工,此说似可信从。
(六)首作琴瑟
《世本·作》说:“神农作琴,神农作瑟。”桓谭《新论》说神农氏“始削桐为琴,练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又云:“神农氏为琴七弦,足以通万物而考理乱也。”扬雄称赞说:“昔神农造琴以定神,禁淫僻,去邪欲,反其天真者也。”当初的琴和瑟,相传都是五弦的。《史记·三皇本纪》即谓神农“又作五弦瑟”。据说,黄帝与瑟也不是没有关系的。《史记·封禅书》云:“太帝(按即黄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看来,太史公把炎帝神农及其后人的业绩错挂在黄帝和素女的名下了。先秦鼓瑟之风,楚国最盛。出土的楚瑟多为二十五弦,但也有不足二十五弦甚至不足二十弦的。由此可知,江南的丝弦,其所自来久矣。
(七)始有地理观念
炎帝神农已产生地域观念,始立地形,甄别考察天下方位。《帝王世纪》说:“自天地设辟,未有经界之制。三皇尚矣,诸子称:‘神农之有天下,地东西九十万里,南北八十五万里。’”《玉海》卷2引《帝王世纪》。《广雅·释地》也有相同的记载。地理观念的产生,是血缘关系开始削弱,地域观念逐渐增强的表现,是社会进步的趋向。吴量恺:《神农氏的兴起与炎帝文化的效应》,《炎帝与炎帝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八)创立原始天文学和历法学
原始农业的发展,是原始天文历法产生的前提。炎帝神农在创立原始天文学和历法学方面,也是卓有成就的。相传炎帝神农氏造历日、正节气,审寒暑,定为八节,以治农功。《通鉴前编》即说炎帝神农“因火德王,故以火纪,官为火师。春官为大火,夏官为鹑火,秋官为西火,冬官为北火,中官为中火”。这正是天文历法中的所谓“观象授时”。炎帝神农部落先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注意了“火”(按即星)与季节的关系,并利用所掌握的天文知识指导农业生产,这是完全可能的。在前述冷皮垭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豆柄上,即透雕有酷似北斗七星的图案,这或许是生息于此地的原始先民天文历法知识的艺术表现。刘玉堂、黄敬刚:《从考古发现看古随地的农业》,《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九)始作集市
《世本·作》说:“祝融作市。”祝融是炎帝的僚属。《史记·三皇本纪》则说:“炎帝神农氏……教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这也正是《易·系辞下》所谓:“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孔颖达《正义》云:“日中为市,聚合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象物噬啮乃得通也。”日中时设立集市，聚集四方货物,进行以物易物,这是社会分工出现后必然产生的贸易活动。
利用传说钩稽史实，应以汉代以前的为主。上述记载炎帝神农发明创造传说的文献，大多属汉代以前，因而是基本可信的。但是，增饰神话和传说是人类的天性，年代愈晚，炎帝神农的功业就愈多，以致某些同黄帝的功业是彼此重合的。关于炎帝神农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我们主要着力于理清大的发展脉络，而不必按照治文明史所要求的那样，去追求明朗完整的图像。冯天瑜：《炎帝文化研究方法论三题》，《炎帝与炎帝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二、炎帝神农部落农业文明的历史地位
在炎帝神农对人类文明的诸多贡献中，以农业文明的开创贡献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炎帝神农部落农业文明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对中华古代文化的孕育和演进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一)炎帝神农部落对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贡献
华夏这个古老的民族是多源的，而炎帝神农部落是构成华夏民族的主干之一。传说炎帝神农部落历经临魁、承、明、直、厘、哀、榆罔“凡八代”。这说明炎帝神农部落已成为一支人数众多、传衍世系比较清晰的部族联盟。炎帝神农氏部落后裔在与黄帝部落争夺盟主地位的阪泉之战中失败，炎帝神农便呈星散之势，其中一部分融入黄帝部落集团，其他的便流徙四方。因此，在炎帝之后，共工氏、缙云氏、祝融氏诸部都尊奉炎帝为始祖，冠以姜姓，其中祝融氏便构成了立国江汉的楚族的先祖。楚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灭国60余个，几乎统一了当时中国南部，为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在推动华夏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也可以说是炎帝神农部落对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直接影响。此外，在炎帝神农部落发源地的随枣走廊一带，先周时期就存在姜姓部族。周初分封的申、吕两大姜姓国便位于今随枣走廊北端的南阳盆地一带。位于随州的古厉国，应是炎帝神农部落的一支孑遗。同样位于随州境内的随国虽是周初分封的“汉阳诸姬”之一，然而有的文献则谓随是姜姓，这说明姬姓是随的公族，而大量的土著人则是姜族。周初大分封时，东方受封的姜姓国有伊、共工、陆浑、向、焦、沈、约等，达19国之多，足见炎帝神农部落后裔流播之广。由此可见，炎帝神农部落与黄帝部落一样，其后裔在全国各地的分布相当广泛，在建构华夏民族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炎帝神农部落从时间上来讲早于黄帝部落，其影响和地位也更加重要。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四五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扩大，众多的民族成分经过长期同化、融合，构成了华夏民族的主体，成为祖国历史发展的真正内核和决定力量。尽管在某些历史时期出现过短期的分裂、割据等现象，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则是总的发展趋势。这种统一发展趋势的根本原因就是在民族大家庭里，每个人都承认自己是炎黄的子孙，而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炎帝神农部落的直接培育。
(二)炎帝神农部落对中华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贡献
炎帝神农部落开创的农业文明促进了人口的发展。农业生产使先民们有了比较可靠的生活来源，饥饿死亡的威胁相对减弱，“民人少而禽兽多”的状况逐步改变，氏族部落随之较快地发展起来。对此，考古发现提供了证明。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境内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寥寥无几，而已发现的原始农业产生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则星罗棋布，这是农业发明带来生活条件改善以致人口增多的具体反映。人口增多，无疑是我国古代社会生产发展以及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进步的最重要的条件。
炎帝神农部落开创的农业文明，对促进原始先民定居生活乃至催育中国建筑文化作出了贡献。在原始农业发明以前，人们靠采集和渔猎为生，经常流徙不定，只能“缘水而居”《列子·汤问》、“穴居而野处”《易·系辞》， 不仅生活极其艰苦，而且安全也毫无保障。自从开创农耕生产后，人们有条件稳定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于是各氏族的人们为安全起见，共同修建起简陋的房屋，聚族而居，形成原始村落。前面述及的枣阳雕龙碑新石器时代氏族部落房屋遗址，就生动地再现了原始先民定居生活的情形。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居住条件也不断改善，由半地穴窝棚式的单间房子，发展为建筑在地面上的以红烧土或白灰土铺垫的单间结构房屋，再发展为有夯土台基、高出地面的宫室台榭。原始村落变为人口较多的大小邑聚，进而发展为市廛城廓。可以这么说，别具特色的中国建筑文化，是在农耕定居的基础上孕育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杨范中：《炎帝神农氏与中国农耕文化》，《炎帝与炎帝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炎帝神农部落开创的农业文明，促进了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原始农业产生后，由于人工种植农作物有系列复杂的工序，既需要摸索和积累生产经验，又要有适合各工序劳动的生产工具，加之制陶、建筑等行业的出现，都强有力地推动着人们不断创制新的生产工具。 考古发现表明，自原始农业产生后，先民们的生产工具为之一变，不仅原来粗钝的打制石器普遍为磨光有刃的磨制石器所代替，而且其种类也急剧增多，出现了适应不同工序需要的新工具，如刀、斧、锄、铲、锛、镰、耜、耒、凿、杵等；用以制造工具的原料也为之扩大，既有石质工具，又有木质、骨质、蚌质、陶质、竹质等工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生产工具的更新换代，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炎帝神农部落开创的农业文明，促进了社会分工的产生与科学文明的出现。农业产生后，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产品的日益增多，人们有条件专门从事某项生产事业，于是出现了农业手工业的分离，商业也相继出现。相传少昊时已有“火正、”“木正、”“金正、”“水正、”“土正”等职务的分工。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剩余产品开始出现，引起财产占有贫富不均的阶级分化，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导致整个社会生产关系的根本变化，文字也为适应人们生活各方面的需要被创造出来。此后 ，一部分人致力于总结自然与社会的知识和经验，试图认识其中的规律，文化科学便由之兴起。我国古代的农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数学、文学、艺术以及衣冠礼制等，都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以说，原始农业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明赖以产生与发展的基石杨范中：《炎帝神农氏与中国农耕文化》，《炎帝与炎帝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版。
炎帝神农部落开创的农业文明对中华古文化的发（车刃）、孕育及其发展趋向具有深刻的影响，它不只奠定了中华古文化的基础，而且预示着中华古文化的未来发展特征。以炎帝神农部落为代表的原始农业文化具有注重经验、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优良传统，这是中华内陆文化生长的基点。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凝结了丰富而厚重的民族传统与人文精神，如崇尚“人定胜天”精神，愚公移山精神，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精神，以及重义轻利、大同思想、均平思想、仁德观念等，这都与炎帝神农部落肇端的远古农业文明有着深刻的渊源，它是原始农业文明在阶级社会里的观念形态的表现。炎帝神农部落农业文明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勤劳勇敢，富于发明创造，这是农耕文明的优秀传统之一，也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有力杠杆。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始终体现了同自然界作坚决斗争，同入侵之敌作殊死抵抗、宁死不屈的精神。勤劳勇敢的优秀传统使民族魂的塑造更具有文化内核的意义，它一次又一次地促使炎黄子孙在斗争中运用智慧，进行发明创造，从事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斗争，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陈昆满、王晓清：《炎帝部落与我国的远古农业文明》，《炎帝与炎帝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还必须提出的是，同世界其他文明区域相比，始于炎帝神农部落的华夏远古农业文明，在人类社会的史前期，处于相当早的发育阶段。古希腊人(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群岛和小亚细亚西岸一带的古希腊地区)在公元前3000年创造了著名的克里特文化，而在地球的另一半，距今五六千年前的炎帝神农部落时代，则创造了著名的华夏文明，二者处于同一发展序列。曾对欧洲大陆文化产生过广泛影响的古罗马文化，诞生于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5世纪，与华夏上古文明无法相提并论。因此，炎帝神农部落时代的长江流域农业文明，即便放到世界文明发展的坐标上观照，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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