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钟名片”—随州擂鼓墩考古发现与文物保护之二

曾侯乙编钟是随州一张闪闪发光的世界级“名片”。这张“名片”的内涵，却不仅仅只是编钟、只是音乐，而凝结着古代曾随人民的智慧和文化基因，并在2400多年后的今天，仍给人以多方面的启迪和震撼心灵的力量。

一个日本人的心灵震撼

1992年5月，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曾侯乙编钟”展览会上，一位日本学者小山内被湖北省博物馆编钟演奏团的演奏所深深震撼。于是，她找到一些关于编钟的研究文献，知道了编钟在考古学、在古代音乐史上的价值，更进一步地联想：在编钟时代，中国人持有什么音乐观呢?曾侯乙编钟铭文中清楚地记载着先秦律名、阶名等等乐学术语。通过这些铭文，能够推断当时的乐律学理论以及实际的乐学体系。总之，在当时的中国，音乐科学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相当现代的高度。

她又找记载有先秦音乐观的文献 《尚书》、《国语》、《吕氏春秋》等阅读，了解到这些史料所阐述的音乐观，与西方现代音乐观极其不同。

1997年，当她听到谭盾创作、用编钟演奏的交响曲《1997:天·地·人》时，更感到非常的激动。

小山内说，《1997:天·地·人》是为了庆祝香港回归而创作的。这部作品充分使用了编钟这种在古代极富有政治色彩的乐器，来表现香港回归这个主题，这本身就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从我的角度看，编钟肃然地响起以后，相应柔缓童声合唱的配合很自然，营造了绝妙的音乐世界，让我们感到了辉煌的未来。合唱提高以后，人们熟悉的《茉莉花》出现，真是好像天使般的声音。这以后展开了很活泼的《龙舞》，接着是典雅的《风》……这一连串的音乐是一种中国人的祭礼。这正是庆祝的典礼!在京剧曲目消失后的庄严的编钟独奏，真是绝妙。编钟的声响把我们从刚才华美的典礼场面带进了古代的音乐世界中。

在这里，编钟表现出了曾统摄古代的宇宙观。谭盾用他独特的现代音乐方法，让我们想起音乐原有的力量，并让我们沉醉在音乐的原始魅力中。

我最尊敬的日本人是江户时代的政治家胜海舟。他是推进日本现代化的最能干的政治家。当时在脱亚入欧的时代思潮中，他主张要有亚洲“连带感”。他说：“中国很大，中国人也很多，不管政治体制如何，中国人的本质性格不会变。所以，为日本的将来，日本应该依靠的是中国，应该重视和中国一起进行亚洲整体的经济发展。”所以，他既反对甲午中日战争，也反对侵略中国领土。如果当时的明治政府采纳胜海舟意见的话，就没有甲午战争，没有中日战争，没有日本的战败，没有美国的占领，就会重视东方的价值观，另一个世界就会展开。但是，明治政府没有采纳胜海舟的意见，历史朝着极其不合东方人本意的方向前进了。

一曲编钟演奏，使小山内女士不仅感受到音乐原有的力量，和音乐的原始魅力，更使她体会到天人合一的东方价值观，体会到中日两国人民应该和谐相处，按“东方人本意的方向前进”。

数百年积累的铸钟历程

今年7月，叶家山墓地考古出土了5个编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黄凤春介绍说，叶家山曾侯编钟比擂鼓墩曾侯乙编钟早500多年，“它们都能发出声音，4个甬钟是‘一钟双音’，加上1个镼钟，至少可发出9个音。”武汉音乐学院副院长、音乐考古专家李幼平在考古现场观察了这5个编钟后分析，它们的外形与曾侯乙编钟很像，甬钟是合瓦形，能发出两个音，镼钟是椭圆形，至少可发一个音。

从叶家山到擂鼓墩，曾国的铸钟历程走过了数百年，几乎伴随了曾随历史的始终。

武汉大学教授张昌平对编钟等曾国青铜器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曾国虽没有发现任何与铸、炼相关的作坊遗址，但曾国青铜器始终保持着一些个性特征，即曾国青铜器有一定的选择性、器形与纹饰等程式化的设计等，已经暗示出曾国在各阶段都应当一直拥有独立的青铜铸造业。

曾随，从西周王朝的南疆重镇，到战国时代与楚国的世有盟誓和平相处，为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达到鼎盛时期。

 曾侯乙编钟反映出高超的青铜冶炼水平，合理的金属成份配比，规范的外形尺寸，工艺上的特殊处理，使编钟达到令人赞叹的音响效果；音律学上的领先水平，每个钟的钟壁上铭刻有关于音序方面的文字介绍，这在同期世界上其它国家是没有的；音域可以达到五个八度，音阶结构接近于现代的C大调七声音阶；钟体钟架编排科学，整套编钟两列三层，设计精巧，布局合理，从而能保证演奏出优美、庄严、隆重的乐曲……

同样是世界文明古国的埃及、巴比伦、印度，也都有过铸钟的实践，但他们的钟口都是圆形，而圆形钟无论怎样敲，都是一个基音，且延续 （余音）长，很难形成音律。而曾侯乙编钟之所以能成为乐钟，关键在于它恰当地运用合金材料在科学配比的基础上，成功地采用了“复合陶范”铸造技术、铝锡为模料的熔模法，加上钟壁厚度的合理设计、鼓部钟腔内的音脊设置、炉火纯清的热处理技术，才能使铸件形成“合瓦形”，产生“双音区”，构成“共振腔”。编钟的浮雕花饰，还对它所在的振动区起着负载作用，达到加速高频的衰减，有助于编钟进入稳态振动。所有这些，无不折射出那个时代中华文明所达到的高度。

从曾侯乙编钟的复制过程中，也可以发现，即使运用现代发达的科技手段，复制编钟也需要攻克很多难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湖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佛山球墨铸铁研究所、武汉工学院和哈尔滨科技大学等单位上百名科技人员通力协作，采用了激光全息摄影和扫找电镜等现代技术手段，发现早在2400多年前，曾随人民就摸索出了铜、锡、铅三种成份的最佳配方，以获得优美的音色；掌握了钟体大小，钟壁厚薄与音高的严格比例，铸造出不同音高的编制系列；由于有了完备的中间音，所以能在任何一个音上灵活自如地旋宫转调。

1983年1月，中国音协、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学会、考古学会的学者专家共80多人，在武汉对复制的编钟进行了鉴定。专家通过聆听，比较原件和复制品每个钟的音色、音高，认为复制品达到了原件的音响效果，但还是有所差异。其中演奏出的大多数音乐与原件的差异小于正负五音分之内，为一般听众所难以辨别。

瑰丽的中华文明新符号

编钟及曾侯乙墓中的其它文物，不仅为考古学、天文学、古文字学、历史学、古代科技史、音乐史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还对研究古代青铜铸造史提供了大量实物。墓中出土的4640余件青铜礼器、乐器、加上青铜质地兵器、车马器在内，重达10吨之巨，消耗的铜、金、锡、铅等金属约12吨。这些青铜器物造型之复杂，纹饰装璜之精美，都是世所罕见的。尤其是编钟铸造，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表明当时我国金属冶炼和铸造的工艺水平，达到“世界之巅”。

经过科学攻关，编钟复制成功了。但曾侯乙墓中发现的另一文物，在2400多年之后的今天，仍无法复制。

这就是曾侯乙建鼓底座。

在举办上海世博会时，中国国家馆从“四大发明”和科技水平历程这个主轴来挑选展品，从全国挑选了8件国宝来展览，曾侯乙建鼓底座就在其中。

曾侯乙建鼓底座是青铜冶炼史上的巅峰之作，大体为半圆形，通高54厘米，底径80厘米。座圆面由八对大龙和数百条小龙纠结穿插而成，这些龙昂首摆尾，以多变的形态和对称的布局，构成了极其复杂生动的艺术形象，龙身互相缠绕，镂空并镶嵌绿松石。出土30多年来，人们连底座上到底有多少条龙盘绕，都无法计算清楚。有的专家拿着小标签在上面一个一个贴着数，但是每一个专家、每一次计算的结果都不一样。

曾侯乙墓出土的文物，包括青铜礼器和用器、乐器、兵器、车马器，金器、玉器、漆木、竹器和竹简等类共七千余件。其文化成就，在铸造史、音乐史、天文史、纺织史、美术史等方面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许多器物是运用浮雕、透雕、镂空、错嵌等技艺制成的纹饰华美的艺术珍品，由方壶和方鉴内外套合而成的冰酒器，配鹿角与鹤身于一体的鹿角立鹤等，在设计和造型上，都是别具一格。

在一件衣箱盖面上有一幅珍贵的天文图象，把我国关于“二十八宿”全部名称的记载及其与四象相配的记录，提早到了战国初期，据此可以证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创立二十八宿体系的国家之一。出土的文字资料也是很宝贵的。其中墨书竹简二百四十多枚，约六千六百字，是迄今我国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数量最多的一批竹简。加上各种铜器铭文、石磐刻文、漆木器上的漆书和刻文等，此墓出土文字资料总计在一万字以上，具有很高的考古断代、历史研究和古文字资料价值。

而且，这些国宝被抽象成一种符号、一种象征，成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代表。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2008名演员击缶而歌，演员用的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瓦缶，而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现代声光电俱全的 “高科技缶”，其原型就是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冰鉴缶。原本由铜鉴、铜缶组合而成，缶套置于鉴内的冰(温)酒器，被抽象成一种代表中华民族文化的符号，伴随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吟诵，给人一种来自远古、铺天盖地的磅礴气势和动人心魄的力量。

从曾侯乙墓考古发现之后30多年来，学术界兴起了一股曾侯乙编钟研究热，涉及音乐、考古、历史、古文字、物理、天文、冶金铸造、机械工程等多个领域，国内外众多的专家学者热情不减，乐此不疲，并将曾侯乙编钟的研究，放到世界文明发展、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形成独特的全球化视野下的“曾侯乙编钟现象”，其研究成果已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对当今随州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